和诗人相处的日子

文/吴宝三

诙谐幽默的老诗人艾青

近日回辽西小住,整理书橱,意外发现老诗人艾青送我的两本书,一本是艾老半个多世纪创作生涯中用了长达五年时间写下的鸿篇巨制《绿洲笔记》,另一本是《艾青叙事诗选》,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有作者的题赠:宝三同志指正,年8月1日,艾青。忆起十几年前的几次交往,艾老那蕴含哲理的谈吐,令人深思,风趣而又让人忍俊不禁。

年春节前夕,我去北京《人民日报》社改稿,一日,编《大地》副刊的徐刚匆匆打来电话,让我晚上到前门附近的北纬饭店聚餐,艾青、高瑛夫妇住在那里,约我们在一起叙叙。当我乘公共汽车东问西问找到这家饭店时,艾青夫妇、诗人韩作荣、徐刚,还有《当代》杂志社的一位诗歌编辑,已围坐餐桌等候。我为迟到而不安,很不好意思,连连道歉。艾老见我这个东北人头戴水獭皮帽子,一身风霜,笑道,你从威虎山下来参加百鸡宴,我们的鸡还未捉到呢!说罢让徐刚点菜。接着,艾老问我在哪个林业局工作过,我一一做了回答。

我知道20世纪50年代后期,艾老在北大荒劳动改造,曾在一个林场当过副场长,和工人一起伐过木头,还为这个林场捐献了元钱,便说起大森林中这个林场,艾老顿时来了精神,一起聊了起来。他说,北大荒地好,连塔头甸子都好,没有不长庄稼的地,除了种孩子不长,种啥都长!说得在场的人哈哈大笑。

席间,徐刚向艾老索稿,他终于答应把《莱茵河流过的地方》这组诗交给《人民日报》发表,还跟徐刚开了一句玩笑:“我把一个最漂亮的姑娘嫁给你了!”

年夏天,兴城县政府邀请艾老来兴城参观,中途被秦皇岛市政府“截获”下车。翌日,我和副县长苗会田专程去秦市迎接。由于当时正修京沈公路,路很不好走,两个小时的路程走了四个多小时,先期到兴城的几位作家挺担心,艾老年事已高,在京又跌伤腿,怕经不起汽车的颠簸。一下汽车,一位青年作家大吼:“不坐火车坐汽车,这不把老艾折腾死了!”殊料艾青抚摸着跌伤的右腿,面带微笑道:“真是给诸位添乱。年当右派,前几年右眼做了手术,现在右腿又跌伤。我这个人总是右边出问题。”紧张尴尬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了,连那位发火的作家气也消了。

艾青到了兴城,简直是辽西一大新闻,锦州市委主要领导派市文联主席、诗人易仁寰代表市委、市政府正式邀请这位全国人大常委视察锦州。同来的作家考虑他的身体状况,劝他婉言谢绝,艾老却说,不能扫人家的兴,见见我这个从“前线”下来的伤员也好嘛!于是成行。车过高桥镇小憩,镇政府准备了一些瓜果,艾老是不吃糖也不吃水果的,却将一块西瓜吃得十分干净,只剩一层薄皮。他再三嘱咐随行的作家将瓜皮果核收拾干净,并亲自动手,边收拾边说了几句顺口溜:

不管官多大,

且莫摆官架。

当面谢人家,

背后不挨骂!

能不能说,这是艾青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留给他的质朴呢?回答是肯定的。

半个世纪前,艾青曾说过这样的话:“生活着,创造着。生活与创造是我们生命的两个轮子。”无论历经坦途还是流放,艾老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两个轮子”的转动。因此,他的言谈举止无处不体现着他那警世的诗句和风趣幽默的言谈。

布衣词作家“乔老爷”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听惯了艄公的号子,

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我打心眼里喜欢这支歌,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曾独自一人跑到家乡的呼兰河边,想要聆听艄公的号子,寻找船上的白帆。学写诗怕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这首歌对我的文学创作生涯竟产生这般重大影响。

第一次见到乔羽是年。那年,中国歌剧舞剧院组团到兴城演出,作为一院之长的乔羽随团同行。能见到心仪已久的大词作家令我激动不已。他创作的《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祖国颂》《十里长街送总理》《牡丹之歌》《难忘今宵》《思念》等几十首歌,在群众中久唱不衰。没有料到的是,这样的名家却是那样地平易近人。一见面,我称他老师,他操着浓重的乡音拉着我的手说:“我也是山东济宁人。不是老师,是老乡。”这就是我对“乔老爷”的第一印象。

彼此熟悉之后,我们很快成为朋友。那日参观兴城的张作霖别墅,说起歌曲《我的祖国》。我说,《一条大河》作为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演唱后,风靡全国,在国外亦引起强烈反响,多少人为之倾倒。乔羽谦和地一笑,说:“就其歌词来说,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地方,但确实表达了一种向上的情绪,抒发了我们民族兴旺发达的情感……”

20世纪60年代初,电影《刘三姐》的插曲家喻户晓,写这个本子时,乔羽只有33岁。影片上映后,国内外影响颇大,特别是在香港和东南亚,成为最受欢迎的影片之一。不知是否与这个电影有关,朝鲜歌剧《卖花姑娘》要选用最好的中文版本,最后是由乔羽润色,送给金日成主席阅后定稿的。

“文化大革命”中,乔羽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发配到张家口劳改种水稻。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他,几次问文化口的负责人,这使他十分感动。总理逝世,乔羽悲痛至极。《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的纪录片拍摄完成后,贺敬之推荐乔羽写这部片子的解说词,时间相当紧急,乔羽看着画面,一边哭一边写,泪水打湿了一页页稿纸,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写出感人至深的全部解说词。样片送审,其中有三处被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删去,乔羽对此是很有意见的。

这些年来,我和乔羽来往不多,也很少见面,但不断托人捎去问候。记得《思念》这首歌经毛阿敏唱红,我曾打电话问及这首歌的创作经过。乔羽告诉我,这是一首沉积多年的词,年,四清运动结束后,他回到北京。当时家住在东郊的垂杨柳,爱人也在外奔波,家里久无人住。进屋后,推开窗户,一只翩翩起舞的蝴蝶飞了进来,于是,灵感顿生,想起远方的朋友和亲人……

20世纪80年代,某一年春节晚会前,中央电视台向乔羽约稿,很急,乔羽连夜写出这首《思念》。当编辑次日清晨来取稿时,乔羽还未起床。他告诉编辑稿子在书房的桌子上,这位编辑似有疑惑,乔羽却充满自信地说:“放心拿走好啦!就是它!”果然,又一炮打响。

神秘诗人郑愁予

小雪时节,中国作家协会打电话来,美籍华人学者郑愁予夫妇从美国专程去哈尔滨看冰灯,委托黑龙江作家协会协助接待之,我才得以走近这位文坛瞩目的神秘诗人。

郑愁予,原名郑文韬,出生于泉城济南。孩提时代随父南北辗转,抗战胜利后到北平,就读于崇德中学。年随家人去台湾。年大学毕业后,在基隆港务局供职十年,年赴美,在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班研究深造,曾获艺术硕士学位。现旅居美国,任耶鲁大学东亚文学系教授。

郑先生其人其诗皆是不俗的“这一个”,让人颇感神秘。他酷爱体育,运动场上剽悍骁勇,但诗中却是一位多情种子,尽抒浪漫情怀;他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学功底,但学的不是文科,毕业于法商学院;他是现代派诗歌的力行者,为人却是循规蹈矩的传统学者。他的成名作《错误》——“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此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台湾现代诗歌流行大陆之时,众多文学青年动辄“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可见其影响之大。

初见郑先生,和我想象的判若两人。他衣着简朴,性格开朗,极为随和。乍见之下,让我想到一个人——在电视剧中最初饰演诸葛亮的那位憨厚演员。

从机场进入市区的车上,我告诉郑先生下塌天鹅饭店,省作协尽一点儿地主之谊,郑先生抱歉道:“行前在网上已订了房间,在松花江边的香格里拉,没来得及告知你们。”到了住地,他执意让服务生提行李,不让我伸手,到房间后方得知,他下车后即付了小费。郑先生夫妇邀我喝咖啡,说了说在哈的日程,之后着重加一句“自行活动,不用陪同”,在我一再坚持下,双方达成“晚饭后同游中央大街”的口头协议。

尽管天冷得滴水成冰,郑先生夫妇对中央大街风格各异,统一和谐的建筑艺术之长廊饶有兴致,流连忘返。天太冷,冻得手脚有些发麻,我建议到路边的书店暖和暖和,二位欣然随我前往。在这家书店里,我意外发现王安忆、梁晓声主编的《课外名篇》(高中版·诗歌卷),其中选有郑先生的《错误》一诗,正待细读,郑先生买了一本赠送给我,我在柜台前转了一圈,买了一本我的散文集《叶述华年》回赠给先生。回到饭店,郑先生打开电视看了一会儿每天必看的美国电视台播放的新闻,之后在赠我的书上写了一段留言:宝三兄引领我和内子梅芳在冰天雪地中游中央大街,书店避寒片刻,购得此书,收有《错误》一首,以为赠。郑愁予年初夕于哈尔滨。郑先生不仅普通话讲得好,汉字写得也漂亮,我感慨不已,树高千尺离不了根哪!

此后的几天里,郑先生夫妇“自行活动,不用陪同”,几次打出租车到冰雪大世界观赏冰灯,夜半方归。郑夫人患有腿疾,行走困难,想起她下飞机时乘坐的轮椅,我顿悟只请我们接送飞机的个中原由。

在机场,我们依依惜别之时,再次谈起《错误》这首诗,郑先生妙语连珠。他说,每一个人都是诗人,如果他真诚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飞机直上云端的刹那间,我忽地想起忘记问他名字的由来。郑愁予——“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我揣测,似从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这首词中而来,至于何故用此名,就不得而知了,此亦为这位神秘诗人平添几分神秘色彩。

酩酊不醉的王酩

飘飘大雪,大雪飘飘,黑龙江省第四次作代会在友谊宫刚刚开幕,主席台上,应邀出席会议的著名词作家晓光脸色骤变,心情沉重地告诉我,王酩去世了,我要赶回北京去……这位晓光,著名词作家,其创作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采蘑菇的小姑娘》《那就是我》等,几乎家喻户晓。他和王酩是挚友,为王酩的歌曲集写过饱含深情的序言。几十年过去了,此刻,友谊宫窗外又飘起纷飞大雪,触景生情,我情不自禁地忆起王酩——这位杰出的当代作曲家。

王酩是上海人,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分配到北京中央乐团从事专业创作。他已为多部影视作品谱写音乐,其中有电影《黑三角》《海霞》《小花》《知音》《红楼梦》,电视剧《诸葛亮》《侠女十三妹》等。他的多首创作歌曲在社会上广为传唱,那年,全国十五首获奖歌曲,其中四首系他所作。

最值得一提的是,由乔羽作词、王酩作曲的《难忘今宵》经久不衰。这首歌在年春节晚会上首唱,之后,这令人激动不已的旋律便响彻在历届春节晚会和大型晚会的演播大厅。它似可以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相提并论,将一种难舍难分的绵绵温情深深地融入朋友的心间。“难忘今宵,不论天涯与海角,不论新友与故交……”友情依依,余情末了。

许多人是从《妹妹找哥泪花流》开始了解王酩的。在京采访,我单刀直入问起这首歌来。王酩告诉我,接受了为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小花》谱曲的任务后,苦思冥想,夜不能寐,进展不顺,便回到故乡上海。一日在街头漫步,走到人民广场,看见贴大字报的人山人海,哎呀,这么多人,妹妹上哪里去找哥哥呀?突然一个旋律产生了,啊……啊……他的泪水哗哗往下流。怕别人看到此景误认为他是精神病,赶忙坐公共汽车回家,一口气写下这支曲子。回到北京,请凯传填了词。进入创作,王酩如醉如痴,好似着了魔,整个神经被音乐支配着。在家写曲子,整日和钢琴为伴,水开了,他看不见;饭糊了,他闻不着。他家的水壶和饭锅不知烧漏了多少。一次,他爱人从伊春老家探亲回来,推开房门走到跟前招呼他,他两眼盯着爱人,看了老半天,竟然问了一句:“你找谁呀?”

王酩曾在辽西体验生活,我有幸同他成为朋友。他喜欢喝酒,且颇有酒量,白酒半斤八两不醉。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曾称其“酩酊大醉,音乐迷人”。在辽西的日子里,我每天与王酩同桌用餐,席间,他常操着生硬的东北方言开玩笑道:“咋的啦?可别喝迷糊,喝迷糊就整不明白了。”然后指指自己,“我的名字是酩酊大醉的酩,咋喝也不大醉!”他几次急着要乘小木船去距兴城三十多海里的菊花岛采风,便对我说,咱们带上酒,带上吃的,把好吃的都给岛上的渔民,我们去吃渔民的饭,晚上就住在岛上,可以露宿,燃起篝火,喝酒、吃鱼干、盖鱼皮,那有多美呀!时值春寒料峭,海上的夜晚更是寒冷,大家见他穿着单衣单裤却要露宿,无不笑他罗曼蒂克。在菊花岛上,王酩常在海边买几斤硬壳蚶子,带回食堂,自己到厨房动手洗净烫好烹熟,端上饭桌。他深情地对我说:“我对大海是有感情的,我的父亲是渔民,我的母亲是花农,我在海边晒过鱼干,心和大海相通啊!”

在兴城,中国女排在那里集训,同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歌唱家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联欢。著名歌唱演员卢秀梅等演唱了我写的几首歌,郎平、姜英、梁艳、郑美珠、巫丹等女排宿将登台演唱一首《迟到》,台下的王酩坐立不安,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打算写一首像《迟到》这样的通俗歌曲,寻思找谁唱最合适。接着,他主动登台演唱了《妹妹找哥泪花流》,尽管声音嘶哑,但唱得非常投入,气氛一下子热烈起来,因为有几处跑调,台上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怪才诗人鲍雨冰

森林诗人陈士果英年早逝,每每怀念,便想起另一位逝去的森林诗人鲍雨冰。

令人难以置信,所有认识鲍雨冰的作家、诗人,对他几乎都有微词;在交往中,没有和他闹翻或没挨他骂的,恐怕只有寥寥的几位。难怪这样一颗怪异的流星,殒落了,周围竟然无动于衷。

近日与几位作家朋友相聚,席间说起鲍雨冰来,想是盖棺定论,大家众口一词:文人无行。老鲍是个怪才,对他的评价,似乎有失公允。我说想为他写点东西,众皆赞同,于是乎,就有了这篇追忆他的文字。

鲍雨冰,原名鲍荣宝,年生于中国的马铃薯王国黑龙江省讷河县。19岁开始发表作品,发表森林诗五百余首,出版诗集两部。他历任朗乡林业局秘书,《大兴安岭日报》文艺部编辑、副主任,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在齐齐哈尔林业学校读书期间,鲍雨冰就开始写诗并向报社投稿。他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有点驼背,每当写就一首诗,都步行送到报社去。即或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也不例外,宽大的围脖往后一甩:“走,去《嫩江日报》!”身影便消失在漫天风雪中。这期间,他结识了《东北林业报》编辑、著名诗人满锐。在满锐的指导帮助下,他的小诗屡见报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满锐调到北方文艺出版社,鲍雨冰的诗集在北方文艺出版社搁浅;因出书心切,有时不免出口不逊。从此二人中断了往来。

大约与此同时,《黑龙江日报》副刊编辑、著名诗人陆伟然在众多的来稿中发现了鲍雨冰,用较大的篇幅推出了他的《喊山声》。特别是《女人,大森林绿色的太阳》,他在这首诗中写道:

我们的女人不是画上的美人,

贴在墙上,只供欣赏。

她们一手携着天真的未来,

一手扶着白发苍苍。

只因为有她们的目光燎烤脊背呀,

一座座大山才能被搬进贮木场。

守着自己的女人喝酒,

酒也喝得舒畅;

在自己的女人身旁睡觉,

梦也灿烂辉煌。

看,这就是鲍雨冰的诗!创作的成功,令鲍雨冰的头脑不免有些发热,当有的诗未被采用时,他有时憋不住竟给总编写信,状告编辑有眼不识金镶玉,结果又和众编辑弄僵。有一年暮春,鲍雨冰去南方参加一个规模较大的诗歌研讨会,国内一些著名诗人亦应邀参加。开幕式上,主持人刚刚宣布会议开始,鲍雨冰便举起手来要求发言。只见此公弓着腰,缓缓走向麦克风,两眼环顾一下在座的诗人,然后情绪激愤地说:“我向大会正式提出议案,将田间、王老九开除诗人队伍!”台下一片哗然,许多诗人纷纷提出抗议,吵得不亦乐乎。其实鲍雨冰并不认识田间、王老九,但却一直把这二位的民歌体诗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顺口溜”,忽视了作品的历史作用,乃偏见使然。

“文化大革命”后期,在文友的帮助下,黑龙江省林业总局局长张世军给大兴安岭地委书记王钊写了一封推荐信,王钊将鲍雨冰安排到《大兴安岭日报》做副刊编辑。老鲍在基层工作时,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伤害过一些人,加之“爹妈没给一个好长相”,媳妇又难找,相当多的人对他有成见。他立志奋发图强,干一番大事业。他把自己比做潜溪:

突然,一道高岗拦住去路,

你却没有绕道而行,

打着漩涡潜入地下,

丁冬,丁冬!是在凿击岩层。

你在地下的响声,

要高过在地面的响声,

谁都知道,

这是什么原因。

果然,在大兴安岭的艰苦岁月里,他写出了类似于《潜溪》这样的诗作上百首。尽管他有三个年幼的孩子,夫人以卖冰棍贴补家用,但他对一切家务不闻不问,油瓶子倒了也不扶,爱诗、背诗、写诗,嗜诗如命,在很多诗人当中,恐怕除了他很少再有别人。

年冬天,鲍雨冰从加格达奇来到北京,拜访著名评论家张炯。张炯回忆道,乍见之下,与我想象中的诗人似乎对不上号。他个子高而瘦长,肤色黝黑,高鼻梁,大眼睛,风尘仆仆,头戴一顶毛茸茸的狗皮帽子,身披厚厚的毛皮大衣,里面却穿着件普通的蓝色中山装,粗犷而朴素,一口黑龙江土话。让张炯惊讶的是他极能背诗,不仅古代名诗人的诗,就是“五四”以来的新诗,从郭沫若到艾青、贺敬之、郭小川,提到谁的诗,他都能整首整首地背诵下来,那种超人的记忆力,令这位大评论家目瞪口呆,心里叹服。张炯说:“我这回真是遇见一位‘异人’了!”

接着他又拜访了著名诗人徐刚。徐刚留他在《人民日报》社吃午饭。机关食堂中午没有酒,鲍雨冰无所顾忌,要酒喝。只见他只喝酒,不吃菜,也不吃饭,白酒啤酒一杯一杯往里灌,自卷旱烟一支接一支不住地抽,渐渐两眼发红,却毫无醉意。徐刚戏谑地说,鲍雨冰你果然厉害呀,我真是开眼了,见到了一匹北方的狼。

鲍雨冰嗜酒如命,写诗离不开酒。“三年困难时期”,没有酒喝,他曾冲辣椒面当酒喝。小酒天天喝,且不间断。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和嗜酒不无关系。

是年,鲍雨冰到渤海之滨的兴城疗养,仍终日喝酒写诗。一日,他得知林业部副部长张世军在此疗养,便让我给他引见:“是张部长推荐我上大兴安岭的,恩公啊!我要看看他。”我不想让他打扰领导,他却径直找到张部长的住处。敲开门后,自报家门:“我叫鲍雨冰,您是我的恩师!”张部长见这个四十几岁的人拄个拐棍,已有几分诧异,再说以前推荐过他的事已过去多年,早就忘却,便说:“我不认识你,你走吧!”我为站在那里的五尺之躯受此冷落而尴尬。不料,老鲍话锋一转,煞有介事道:“我向你汇报一个事,说完就走。”张部长有些不悦地说:“你说吧!”鲍雨冰郑重其事地说:“我代表大兴安岭万人民,强烈呼吁您出任林业部长。70岁可以当部长,您才60多岁呀!”弄得张部长哭笑不得,只好道:“不要瞎说,”接着指了指沙发,“你坐下吧,我们聊聊。”就是在这样的场合,鲍雨冰仍然没忘记喝酒:“张部长,我不喝茶。咱们俩喝点酒咋样?”从此,张部长才真正知道了大兴安岭有个诗人怪杰鲍雨冰,啥诗都能背,喝酒斤八不醉。

凡是和鲍雨冰喝过酒的人无不感慨,以他那样的家境,待客竟如此大方。据说,在他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一位诗友冒雨去看他,炒菜没有干烧柴,他竟把炕沿劈了,炒了两个菜喝酒。

到大兴安岭之后,有位诗人去看他,他张罗四菜一汤:熊掌、犴鼻子、狍子蹄、鹿筋、飞龙汤。那时虽然没有推行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可他吓得文友不敢端他家的饭碗。就是在外地一起聚餐,他也大方得惊人。一次在兴城和作家谷世泰一起喝酒,老谷付了钱,鲍雨冰大吼:“你是局长,看不起我这个穷诗人!”非逼着服务员收下他的钱才罢休。

每当想起在鲍雨冰家吃过的那顿饭,心就止不住酸楚。大兴安岭开发几十年了,他还住着泥瓦房,室内几乎没有什么像样摆设,阁楼上的卧室没有床,睡在地板上。那丰盛的菜肴和那张破旧饭桌以及大小不匀的盘碗,形成强烈的反差。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位中国森林诗人的现实生活。

在兴城,几位作家邀鲍雨冰同去笔架山游览,每人骑一辆自行车。中途,见鲍雨冰落伍,便回去找他。只见他坐在路旁,身边摆了一大摞冰棍。我们不解地问:“买这么多吃得了吗?”老鲍不语,看着远方缓缓地说:“见到卖冰棍的大嫂,就想起我的女人。我现在想喝酒!”不是吗?如果鲍雨冰没有极其丰富的情感,他如何写得出《女人,大森林绿色的太阳》这般的诗?行至塔山烈士陵园,老鲍触景生情:

青松环绕,

石碑庄严,

白云是高挂在天上的挽联,

我把一束山花放在墓前。

彩蝶有什么话要说呀!

一忽儿飞近,

一忽儿飞远……

最难忘大兴安岭之行。年,我挂靠林业部疗养院的《中国林业文学》创刊,为方便工作,打算配台小汽车。林业部常务副部长董智勇亲自给大兴安岭党政主要领导写一封信,请他们支持。作为主编,我持信前往加格达奇。

火车应凌晨到站,因误点,直到早晨六点多钟才迟迟进站。地委宣传部的同志及一些朋友到车站接我,这其中亦有鲍雨冰。他因不能和“官方”一起行动,后半夜一直独自呆在候车室,我感动至极。早饭约他一起进餐,他一本正经道:“我得按时上班去,还要开班子会。”他过去上班一向很具弹性,基本不按时上下班,怎么突然会这般积极呢?后来得知,他当了《大兴安岭日报》副刊部第二副主任后,不但每天提前上班,而且打水、拖地,这类事,他以往从来不干,现在他全包了。只有四个人的副刊部,三个头头,还开所谓的领导班子会,令我不禁哑然失笑。

在地委小招待所,鲍雨冰从一个布兜里拿出他的《森林诗百首》校样,让我说说,请地委书记李春贺为这部诗集题个词。他直言不讳地说:“李书记在大兴安岭德高望重,如能题词,书好销。我这是借助钟馗!”李书记欣然为这本诗集题写了“为大森林文学鼓与呼”,印在书的扉页上。

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不怕抓辫子、打棍子,不怕再搞运动,若不然他怎么敢大胆地说“我用透明的心庆幸/月的周围没有风圈”。同时致林业部长,大声疾呼拯救森林——“铁路好像两条黑色的血管/要把大兴安岭绿色的血液全部抽干”。敢于这样做,是要有一定勇气,并准备付出代价的。

离开大兴安岭那天,鲍雨冰到宾馆看我。他把我拉到一边,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我现在已经是科级干部了,行署还缺一位党外人士的副专员,你看我有没有希望?”我坦诚相告:“没有希望!你自比猫头鹰,但你没有看穿夜幕的目光!”看得出,他很失望。我注意到,在这之后的几年中,他没写出什么像样的诗,或许与一门心思想当副专员有关。未曾料到的是,这次道别竟会在记忆中永远凝固——不久鲍雨冰就匆匆地走了!

当这篇短文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给鲍雨冰工作单位《大兴安岭日报》社的老社长挂了一个电话,问一问鲍家的近况。老社长动情地说,老鲍九泉之下可以安息了。鲍家住在大兴安岭专家楼,夫人也不再卖冰棍了,三个孩子也都已长大成人。

教授诗人远去的身影

中学时代,对北京大学教授林庚的名字就不陌生。作家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年诗选》,其中《马路之歌》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对“汽车的喇叭唱着牧歌”的比喻,感到无比新奇。而《诗刊》年第2期发表的另一首写春天的诗《迎春曲》,我一直能背诵下来:

冬天的树林像野鹿的角

太阳的四周春天又来了

刚化了的河水透着多么蓝

泥土里的气息带微微的潮

要写出的心情比天还要高

六十年代将要有多少浪潮

把历史的蓝图展开瞧一瞧

东风在前线上又吹起号角

进了北大之后,这首诗竟是我和林庚先生第一次对话的媒介。

记得入学不久,林先生给文学专业上写作课,我早早地坐在阶梯教室的前排。在那样的革命年代,衣着样式单一,穿西服被视为资产阶级,而林先生穿着十分讲究,举手投足,一派地地道道的学者风度。高高的个子,慈眉善目,衣服干净挺括,一尘不染,名副其实的教授形象。

先生年生于北京,福建闽侯人。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转入中文系,开始诗歌写作,先后出版诗集《夜》《春野与窗》。年毕业留校,与吴组缃、李长之、季羡林被称之为清华四剑客。是年,林先生担任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的助教,并为闻一多的国文课批改学生作业。年春去上海专业写诗,同年秋返北平,先后在民国学院、北平女子大学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又出版诗集《北平放歌》()、《冬眠曲及其他》()。年抗战爆发后,去厦门大学任教授,不久随学校迁到闽西长汀,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年回北平,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年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年出版诗与诗论合集《问路集》,年出版《林庚诗选》。

林先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中国文学简史》,该书初版于年。更早,大概是年,他在厦门大学时曾出版过一本《中国文学史》,朱自清先生作的序,算是这本简史的蓝本。自年起,历时四十年,林先生的这本书才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它的“全本”。据报载,此书于年荣获了国家图书奖。作为林先生的弟子,我看到报上的消息,不仅感到光彩,更为老师高兴。此是后话。

林先生普通话讲得相当之好,平时听不出一点福州口音。当讲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唐代大诗人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时,只见他在黑板上画了个圆,然后又画了一条横线,一条垂直的竖线,对同学们说:“这是多美的几何图形呀,确乎给人以无限遐想的空间!”把诗的意境和几何图形联系在一起,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实在很新鲜。再看他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板书,俊拔飘逸,令我叹为观止。那天,我最后一个离开课堂,跟在林先生的后面,快到三十二号学生宿舍楼了,我紧赶几步,喊了一声“林先生”。我喃喃地说:“我读过您的诗。”他惊讶了:一是系里三令五申,对“资产阶级教授”的称谓一律应是在姓氏前加“老”称姓,现在居然有人敢叫先生;二是来自边疆的学员中竟然还有记得他的作品的。待到我一字不差地背下他那首诗,他几次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竟没有说出话来。我们就这样开始建立了师生友情。我称他“林先生”,他却按照学校工宣队的统一要求,称比他年纪小三十七岁的我为“老吴”。

中文系工宣队迟师傅是位憨厚可敬的党支部领导,因为林先生,我曾戏弄过他一回,回想起来真有几分自责。一天上政治课,我把林先生的一本诗集带到课堂,这之前有人打过小报告,迟师傅开始瞄上我,想当场抓获,以儆效尤。我装作认真看书的样子,以引起迟师傅注意,见迟师傅向我走来,刷的一下将书藏进书桌里。迟师傅也不客气,气呼呼地按住我的手,让我把书交出来。我不交,迟师傅亲自动手把书搜去,举着书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这是资产阶级教授写的,可不能再读这样的书啦!待到看清这是《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时,迟师傅差点没气歪鼻子。林先生知道此事后,开导我要尊重人,特别要尊重像迟师傅这样念书不多的人。

林先生的家住在北大校园内风景秀丽的燕南园。一栋青砖平房,一个十分幽静的小院,院内一簇簇花树,一片片竹林。年夏天那场反右斗争,把中文系许多青年才俊打成右派分子,人们迎面见其绕道而行,唯恐躲闪不及。而林先生买了一张崭新的墨绿色乒乓球台,摆放在自家小院里,邀这些落魄的青年教师,傍晚没事时来这里锻炼身体,陪他打乒乓球。精神上的抚慰,温暖了一颗颗苦涩的心,使之走出绝望的泥沼。曾教过我们文学理论课的倪其心老师说起此事,感慨不已!林先生生活非常有规律,不受外界影响,不随意改变自己的生活节奏。听一位青年教师讲,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先生每天散步也是必不可少的,有时早晨起来,弹一支钢琴曲,在门前的竹林里唱一支经典民歌。这事我一直没有正面问过林先生,只是问他身体这么好是不是和生活规律有关,他回答我的是,他当过篮球球员。我当时想更正说那叫“队员”,现在想起来禁不住摇头,幸亏未说,险些班门弄斧。

“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这是当时喊得山响的革命口号。年,中文系进行社会实践“开门办学”,来到密云县穆家峪公社前栗园大队。系里的老先生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部参加了,分到我们文学专业的有林庚、吴组缃、王瑶、吴小如、严家炎、陈贻焮、马振方等老师。我们住在一位老乡家的西屋,一条大炕住十几个人。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修“大寨田”,晚上访贫问苦,或开会学习,或讨论创作素材,可谓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了。最愉快的莫过晚饭后那段时光,老师、同学吃完饭,然后沿着乡间小路一起散步。也许生活太枯燥乏味,不知谁提议,每人讲一个笑话。最会讲笑话的莫过吴小如老先生,他是系里公认的杂家,博闻强记,京味十足,且京剧、书法无不精通。记得他讲过一位山西人招待客人的故事:家中有客来,茶盅不够用,主人操着山西话说:“家里来了三个客,有两个小杂种(茶盅),舅舅也不是玩意(外人),你是(使)个大王八(大碗吧)!”当时,众人听罢大笑不止。惟林先生摆手道:“不雅,确乎有对号之嫌。”——果然,王瑶先生是山西人,听后大为不悦。

我们的社会调查,目的是给一位因公献身的党支部书记写一部书,凡是主人公生前友好,我们都拟采访之。我和林先生分在一个小组,算一对搭档。最远的采访对象距我们的住地二十多里路。那时交通不便,不通车,我俩只好步行前往。天刚蒙蒙亮,林先生醒来,看看发白的纸窗,自言自语道:“杨柳岸,晓风残月……”接着轻声叫我:“老吴,我们该出发了!”时值隆冬,京郊更是寒风刺骨,我和六十三岁的林先生——这一老一少,迎着曙光,行进在古长城蜿蜒的燕山脚下潮白河畔。中午时分,途经密云县城,肚子响咕咕,林先生信口吟了两句诗,“且食勿踟蹰,南风吹作竹”,问我这是谁写的诗?我说大概是苏东坡,先生说不错,我俩便信步进了路旁一家国营饭店。落座后,先生和我商议,他坐在这里占座位,让我去排队开票,说罢把一张面值五元钱的人民币塞进我的手里。这顿饭两菜一汤,花了三元五角六分,我花零头,剩下的两元还给了先生。先生执意不要,我煞有介事地说,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当“资产阶级教授”的俘虏,不然咱俩就按比例摊,说罢两人相视大笑。原来,这“按比例”有一段小典故。20世纪60年代初,魏建功老先生和同学们去京郊的鱼子山搞社教,天黑山路不好走,想买一盏公用马灯。班长出个主意,按每人收入的百分之十集钱,魏先生是一级教授,按比例应交近四十元,而每个同学按比例只交一元多钱,买回马灯后,又将剩余的钱平均分下去,这样一来,每个同学还挣了好几角钱。系里知道此事后,狠狠地批了班长一顿。每每提及此事,林先生总是习惯用那个口头禅:“这么办确乎不妥,但魏先生确乎应多花一点。”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庚先生被裹挟进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班子。一次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开会,一帮人簇拥着江青来了,江青送给林先生一枝花,先生并未喜形于色,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散会后,林先生若无其事走出房门,而那枝花却留在茶几上。这件事令我辈十分敬佩。多少年之后,我曾赞扬林先生高度的路线觉悟,先生微笑道:“无关乎什么路线觉悟,我就是看不惯她作威作福那一套。”就是“这一个”,体现出这位教授诗人泾渭分明品性高洁的诗人气质。

林先生桃李满天下,文学专业的同学聚在一起,都愿意说起林先生。年民盟中央换届选举,袁行霈先生当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一时又成为谈论林先生的话题。袁先生是林先生的研究生、得意门生,素有“小林庚”之称,袁先生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酷似林先生,当然更重要的是两位先生的人品和学问,何其相似乃尔!由此想到,林先生九十岁那年,中文系给先生祝寿,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得知林庚先生和季羡林先生是清华大学同学,当年在文坛的知名度和季先生齐名,欣然前来祝贺。合影照片上,似袁行霈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只能坐在后排,可见祝寿活动规格之高。这一年,我回北京大学参加同学聚会,约上文学专业的几个同学去看林先生。时值阳春三月,微风拂面,当我们走过未名湖,看见一位老者在中文系大门口草坪间的石板小路上放风筝。说来也巧,竟然是林先生。先生见到我们很开心,虽然垂垂老矣,但精神还是那么矍铄,思维还是那么敏捷,我情不自禁背诵起《春居》这首诗:“草长莺飞三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先生听罢呵呵笑了,笑得如孩童般纯真。他说:“你把二月天改为三月天并无不可,烟花三月你该下扬州了。”可以说,淡泊名利,活得真实自然(我以为,自然才是美),耻于“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教授诗人林庚,颇有一点儿他推崇备至的大诗人李白的影子。

大学毕业后,我和这位教授诗人通过几次信,给他寄去我出版的新作。想起先生,便捧读起向友人借来的迟迟不愿归还的他那部《问路集》,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

先生对我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心胸豁达,令他教过的学生们深为敬重;每逢大事有静气,更赢得弟子们的赞誉。耄耋之年,林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久已手颤,书写极慢,岁月如流,我已并非当年的林先生了,而回忆却是长存的,想起当年在京郊密云一起度过的那段日子,感慨多多……”一个风清月朗的晚上,先生坐着轮椅,由人推着在未名湖畔赏月,翌日安然辞世。走得那么平静,那么浪漫潇洒,享年九十七岁。这篇短文,权作是一个他曾教过的晚辈学生,寄自遥远北方的一份深深的怀念!

林庚先生走了,人们依然可以望见这位教授诗人远去的清晰身影。

作者简介

吴宝三:黑龙江兰西人。中共党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记者,林业部兴城疗养院宣传部长、党委副书记,《中国林业文学》主编,黑龙江省森工总局宣传部副部长,《大森林文学》主编,黑龙江省森工总局物资局党委书记、文联常务副主席。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第四届主席团委员、秘书长,北方文学主编。年开始发表作品。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注:此文已发年第2期(总第3期)《武汉文学》

《武汉文学》

主办:武汉散文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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